违反了法律，就会受到制裁。
人类是进步发展的，但这种进步不只是量的增长，而且是质的提高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，而是自然界中的一员，而且负有保护和尊重自然的责任和使命。
这就进一步突显了人的特殊的使命感，即自觉地完成自然界所赋予的使命，实现与物同体即天地万物一体之仁。人的一生就是面对天命做到心中无愧，亦即实现天所赋予的德性，所以，只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才能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了。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也不仅是我与他的外在关系，而是我与你的亲近关系，人与整个自然界则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。自然界不仅是能够被认识被改造的，而且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（人类中心论者只相信热力学第一定律，却忘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）。所谓主体性、创造性，最终都落实到参赞化育上，即促成自然界的生长发育。
人类中心论确立了人在自然界的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，人变成了自然界的真正主宰者，而自然界则被视为无生命、无价值的僵死的客体或存在物，只是被认识被改造的对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进步的程度就完全取决于控制、改造、占有、掠夺自然的程度，二者是成正比的。其所存者便是心，心是虚灵不昧之物，有知觉思虑，是主宰者，就其主宰而言，心就是性，所谓心即性也[33]。
[31] 穷是穷究，穷究事物之理而认识之，这是属于知性范围的问题。尽管在不同时期、不同阶段，不同思想家对理的具体含义有不同解释，但是就儒家思想的主流而言，这个最基本的含义是没有变化的。一是指实理、事理即物理，这是关于自然界方面的。天地万物，由气化产生，气有聚散、有攻取，错综复杂，但其中有理，理的特征是顺而不妄。
这是理学家关于理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。所以，谈本体必谈作用，离了作用与活动，所谓本体只是空的，也是没有用的。
人伦、物理二者究竟是何关系，张载没有进一步说，但在他看来，二者是统一的。所谓落实到人，真正说来，是落实到心，主体的心才是性理的实现者，也是人的主宰者。目的论者又提出，自然界出现寒温之气，是由于人能动天的结果。在这方面，朱熹实际上承认有自然规律，即物理的存在。
朱熹之所以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，就在于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，将存在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。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，可说是为后来的儒家道德理性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。万物皆有理，若不知穷理，如梦过一生。但总的来说，《易传》作者虽然提出了理性命的框架，却并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论述，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，是后来的宋明儒学。
这是一种客观理性精神。在荀子看来，万事万物虽然错综复杂、变化多端，但是如果掌握了万物之理，便可以为我所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叫用天地理，万变而不疑[9]。
按照这种学说，天人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，人间的一切秩序包括伦理道德，都必须符合天理。[30] 这里所说，是指物理而言，可以成为认识对象，因此，便有穷理的问题。
但规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以不断重复，自然界的气化是不是可以不断重复的，张载没有说，他似乎认为，自然界的变化是循环式的，不是还原论的。这种认识，当然不是逻辑分析的，而是经验综合的，但其中包含着理性主义精神，即从众多的事物中归纳出一般性的规律。但朱熹对理作了不同层面的解说，从中可以看出理的多方面的含义，同时可以看出理气是一个整体性范畴。这都是就具体事物而言的，还没有变成抽象的概念。《周易·说卦传》说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，在先秦和宋明，都有所谓义利之辨，正说明义的重要性。
[22]副天地也就是副天地之理。程颢说过，天理二字，是他自家体贴出来。
这里似乎提出了一般与个别、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，而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，普遍只能存在于特殊之中。这样，他所说的格物穷理之学，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。
荀子也讲人与天地参，但与《易传》《中庸》中所说的三才、与天地参并不完全一致。在戴震看来，理是具体的，不是抽象的，是使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，而不是概括一切的普遍本质。
这是由《易传》作者提出的。但是，董仲舒并不是一位纯粹的自然哲学家，而是一位目的论者，他的基本的哲学思想是，天是一个最高主宰者，是有目的、有意志的神。这里还是从生的意义上讨论理，并没有超出传统哲学的范围，没有将自然界看成纯粹物理的、机械的、还原论的世界，但他强调存在的客观性，这样世界就可能成为人的认识对象，以突显人的认知理性。这样一来，理和性就是不能分开的。
韩非认为，道者，万理之所稽也[18]。[42]《论语·泰伯篇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五。
一、义理 理字最早出现于《诗经》，是当作动词使用的。这生生不息之理有一种方向性、目的性，这就是命。
理的根本义是生，即生道，具有生命意义，且具有目的性意义。三、物理 两汉哲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出现了新的思潮，这就是以万物发生说为特征的宇宙论哲学。
但这所谓形而上者，既不是现实世界之上的原型或理念，也不是现象背后的本体即实体，它就在人心之中，是人的最本己的存在，即性理。在孟子看来，心和耳目等感官都是人之体，与人的生命形体不可分，但有大小之别。这是说明事物存在及其变化的动力范畴。[32] 这就是人的形上学，也就是道德的形上学。
……故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大人与小人之分，就在于他是得其大体，还是得其小体。
义和理连用，或者被提升到理的层面，说明义具有理性意义，是一种道德法则或道德理性。理既然无形体、无造作，如何能使事物动起来呢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
[28]《论衡集解·变动篇》，第304页。天下之理，原其所自，未有不善[36]，就是说明理的目的性意义。